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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有一天我的所有器官包括我的大脑都被换了，那么我又成为谁了呢？那时又怎样来界定你是你、我是我呢？"
5月25日，"探索基因工程的人文立场"研讨会在北京大学图书馆报告厅举行，一位北大女生提出了上述关于器官移植的伦理问题。
来自中美两国的50余位遗传学家、伦理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和哲学家参与了这次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和北京大学分别举行的"人类基因与人类论坛"的系列活动，与北大的年轻人共同讨论人类基因技术的发展和影响。
针对北大那位同学的疑问，哥伦比亚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许志伟说，基因技术的发展使组织、器官甚至整个人的克隆成为完全可能，器官移植的技术也将越来越成熟和普遍应用。但"一般说来，移植一个肾，一颗心脏，你肯定还是你；移植一个脑子还是不是你，这是可以争论的"。
"一个成熟的人是有记忆的，如果人的脑子被更换了，这个人也就被完全地改变了。"神学家、伦理学博士唐纳德·施沃尔教授说。
"我完全同意两位发言人的观点。猪的器官的大小与人的最相似，基因也与人的最接近。如果一个人的心被换成猪心、肾被换成猪肾，他也决不会变成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生物伦理学家邱仁宗教授不乏幽默。
克隆一头猪然后取走它的肾去医治人的糖尿病，那么它是一个生命还是一个工具呢？一位听众提出："如果有一天基因技术发展到可以克隆出一个人来取出他的器官，为我们人类治疗疾病服务，那么这个人是一个生命呢？还是只是一个工具？我觉得这将是对生命的一种亵渎。"
美国芝加哥洛尤拉大学医学中心的菲茨杰拉德博士回答说："我们也有这种担心，我们也一直在关注克隆技术会导致的问题。我相信各国政府也不会允许这样做。但有人提出我们可以克隆一些无头的身体，来使用它们的器官。"
基因技术带给我们的到底是福音还是灾难？这是与会者共同关心的问题。基因学家在理论上已经证明生殖细胞基因疗法可以永久性地根除基因疾病，因为这一治疗方法的实质就是修复那些引发疾病和身体缺陷的基因。如果这样做现在是有效的、影响是正面的，但是100年之后呢？这些经过修复的基因在代代相传中不会发生突变吗？
许志伟教授说，100年以后我们会不会处于一种自我否定的状况，这是高度不确定的。或许它面临的风险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大，或许在环境的作用下基因经过自我补充，对人不会产生什么害处。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产生害处的可能。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必须采取审慎的态度。
"在我们取得基因组技术进步的同时，切忌滥用这些先进的基因组技术，例如应该尽量避免因为先进的基因检测技术而在入学求职等方面带来的歧视。我们应该做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要划出一个清楚的界限?quot;华西医科大学张思仲教授这样认为。
人对生命的神圣感建立在人对生命神秘感的基础之上。基因技术的发展使完全地破译生命秘密成为可能。生命的解密必将破除人对自己的神秘感，接下来就是对生命的神圣感的消失。人性能承受得了生命失去神圣感之轻吗？与会的一位听众认为："迄今为止只有人的生命还是一块净土，现在，又要对这块净土进行开发。人对环境资源的开发，已经导致了人对环境的破坏。是否可以得出结论：人对自己生命的开发也会导致对生命资源的破坏，基因技术开发应用的结果是人性的下滑？但基因工程的战车在市场的驱动下又不可能停止…?quot;
原子弹的制造在当时曾引起了巨大的争论。但现在看来，核武器并不像当初想象的那样可怕。基于这个原因，有的听众提出："现在的基因工程和基因治疗是不是和当年发展核武器处于同样的境地？如果是的话，我们是不是完全可以去大力地推行基因技术和基因治疗，而不必投鼠忌器、小心翼翼？"
"但核武器到底是减少还是增加了世界冲突，到现在为止并没有达成共识。"许教授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观点，"科学有时在技术上完全可以做到，但从道德上来说则是不应该做的。因此，并不是科学发展到了某一程度、能做到，就一定要去做。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谨慎。在科学研究开发成应用技术之前，我们应该首先问它可以为我们带来哪些好处，它要服务于哪种利益。如果一种技术不能为人类服务，我们就不能也不应该去做它。"
听众的提问尖锐而且深刻，延长半小时后仍有不少举手的听众没有得到表达意见的机会，只好等待下次"人类基因与人类论坛"再到中国时探讨了。
(2000.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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