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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6日，由美、英、日、德、法、中，6国合作的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协作组在全球同一时间宣布：完成了人类生命的蓝图--人类基因组的“工作框架图”。尽管不知什么原因，合作国中惟独中国大使没有出席当天的白宫庆典，克林顿在感谢科学家们时，特意提到中国--“不止是他们的国家，还有中国的科学家。”
7月4日，在媒体要求采访的包围圈中，记者争取到20分钟采访时间，而采访对象又临时被科技部“召见”，部分采访只得在途中出租车上进行。
我们的采访对象是杨焕明教授(以下简称“杨”)，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1%序列的测定，就是他争取到的项目，也是他主持完成的，他是中国科学院遗传所人类基因组中心主任、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主任、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协调人，科技部一位官员称他“上过山、下过乡、留过洋，有一股韧劲儿”。
关于人类的灭亡
记：现在转基因技术用于植物，可以种出抗感冒苹果、防肝炎的梨，如果用在人身上，可以创造“新人类”从事特殊服务。请您判断，在技术上，能造出这样的人吗--听指挥打仗的士兵、刀枪不入的机器警察、不吸氧的太空作业者、深海中真正的“蛙人”、像狗一样能预感地震的人、长翅膀会飞的人、不吃不拉埋头苦干的转基因奴隶……而他们有人的思维，会甘于任人摆布吗？会不会为争取平等权利发生战争？从而导致人类的灭亡？
杨：(据说说话像机关枪的杨教授一反常态沉默两秒钟)你说的这些问题更增加我的忧虑，对我们搞基因的人来讲，这些幻想并没有给我们提供任何思路上的参考，这些问题都是我们想过了的。问在技术上有没有可能，行，我要问大家，难道科学上的进展都是给我们制造这些神话吗？特别是那些对我们人类明显没有好处、甚至对整个人类又带来更大的威胁的神话吗？如果我回答说这是可能的，那会带来什么情况呢？
那好，我就说了，这是可能的！但是科学家的任务，就是绝对不能把科学研究的成果用在这些方面，让整个社会都来奴役个别人，要监督科学家要做的工作。
记：肯定会有人认为，这样利用基因技术很经济……
杨：(打断记者，语气激烈)很经济，很经济，那要怎么个经济法，像制造一批只会劳动的人吗？难道我们真的去学习蚂蚁的社会精神吗？是工蚁还是兵蚁，那两个养得胖胖的寄生虫，居然它的任务就是繁衍我们的后代、所谓做出最大贡献吗？那我们还讲不讲人性啊，你还做不做人啊。
记：如果真的发展到那一步的话……
杨：(打断、大声说)那我们就把科学都毁掉、把科学家都杀掉！因为他们干了坏事。
我们探索自然的奥秘，是为了发展现代科学技术，它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使我们每一个人活得更平等、更健康、更幸福，使我们的人类社会更加和睦，使我们同自然界更加和谐。要同自然界建立和谐的关系，我们一定要去探索自然的奥秘，一定要保证科学研究的自由，但是这些研究都是为了让所有的人都活得更平等、更好，如果我们违背这一点，所有的科学只会给人类带来灾难。
正因为人类基因组计划可以给人类带来很好、很好的前景，也可能带来灾难，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我们整个社会从心理上、伦理上、法律上，都没有做好准备，对很多问题我们还没有明确的时候，某些科学家就完全是利益主义者，他要的只是推广挣钱，而不是真正考虑这些东西对人类有多少好处。如果人类都用商业的原则，这是人性的堕落，如果人类都用生物学的原则，就更是人性的堕落。
记：现在国际上有没有达成共识，转基因技术不能用于造人？
杨：联合国大会在1998年通过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性文件：《人类基因组和人类权利的国际宣言》，中国也是签署国之一。它明确指出，生殖细胞的基因转移是不允许的，也就是不许改变人的物种。
另外，我们对基因的认识实在太不够、太不够了，我们连什么是好基因、不好基因都还分不清楚，我们怎么想到要优化人类自己呢？如果人都是按一个要求、一个模板研究出来的，那人还是人吗？在科学上，那是不允许做的，在我们人性上，不只是伦理道德上，也是不允许做的。
记：基因研究可以使人长生不老吗？
杨：现在人的死亡，可以说都是非自然死亡。假设长寿是由基因决定的，我们现在都没有活到基因影响寿命的限度。为什么呢？首先有很多疾病，传染病夺去了多少人的生命！然后就是肿瘤、艾滋病，如果我们把这些疾病都治好了，显然人的寿命将大大延长。
我觉得人活得足够足够了，我们还有后代呢，我们至少要给他们留下空间吧。
记：人可能活1000岁吗？
杨：不管有没有与长寿有关的基因，只是通过对疾病的治疗，以及生活环境与我们自己基因的协调，我相信，人的寿命比现在提高二三倍，活200岁是完全有可能的。
记：如果真活到1000岁，带来的问题首先是地球能不能装得下，吃饭、就业问题，夫妻白头偕老的难度更大……
杨：不是那些问题，就是我们大家都变得像山上的石头一样长生不老，“永垂不朽”。
记：据报道，已经找到“不胖基因”，给实验鼠注射这种基因，胖鼠1个月变瘦，同样在鼠身上发现“忠诚基因”，“好色”的鼠注射了“忠诚基因”，变得“感情专一”，将来这两种基因能否用于人的减肥，或对付拈花惹草的伴侣？可以通过基因改变人的行为吗？
杨：老鼠帮我们解决了很多问题，很多在人身上不能做的实验，老鼠都做了，但老鼠实验的结果并不能解决人类所有的问题。行为与基因肯定是有联系的，但这个联系很少很少，大家都知道，后天的影响更大。
如果有这样一种“忠诚基因”的话，我给我的女朋友先把那个基因拿掉，然后告诉她，尽管干你的事吧，只有你选择我、爱我，我才要，我不能按照基因的要求让她忠于我。
我们的性爱，还有很多行为很大程度上是根据基因的，所有的疾病在一定意义上说都是基因病，但绝对不是说，人的一生完全是基因决定的，相反，基因决定论是一种非常可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它就是当时纳粹“优生主义”、种族灭绝的基础。
记：谁有权决定某些基因特征的胎儿不得出生，比如残疾儿、有暴力倾向的人……
杨：谁都没有权力决定！谁都没有权力认为他们是我们这个社会的累赘，谁都没有权力来怜悯他们，使他们不能享受人生、连幸福的权利都没有。我们一定要看到，他们承担的是全人类无法避免的痛苦，他们是为我们大家受苦的，不是他就是我，大家都可以轮到的。人类只有一个基因组，基因绝对没有好、坏之分，也没有正常基因组与疾病基因组之分。我们认为是“坏基因”的那些基因，都是人类身体上必不可少的。
我们千万不要想扮演上帝的角色。
记：作为科学家，您对自己研究成果的后果担忧吗？
杨：面对基因，我的忧虑多于快乐。我想中国的每一个同事，和国际上每一个同事一样，看到人类基因组计划给人类带来的好处同时，我们也同样都为它可能带来的问题，以及已经带来的问题所担忧。
记：已经带来什么问题？
杨：举中国最简单的两个例子，一个是产前性别诊断，因为人类基因组计划提供的那些基因，孩子没生下来至少能知道男女，父母可以选择了，如果大家一个时期都不喜欢男的，就都生女的，或者相反，那人类社会成什么样子？我们不得不考虑，每一个人的价值，重新认识人在整个社会中的位置、整个人类在自然界中的位置。
第二个就是最荒唐的所谓名人精子库。基因绝对不可能给我们提供任何歧视的根据，相反，人类基因组告诉我们，我们大家都属于一个大家庭，都是平等的，搞什么人才精子库，那么别人呢，两个人的基因就决定生出好孩子吗？这样对人类基因组信息的滥用，在中国不但没有被禁止，相反得到一些部门的鼓励。如果打假的话，首先要打科学上的假冒伪劣。
关于中国科学家参与的1%
记：您是什么时间、在什么国际会议上、凭什么保证、怎么争取到1%项目的？
杨：1999年9月1日，是在伦敦召开的国际基因组计划第5次战略会议上，接纳中国加入国际测序俱乐部的。首先一个条件，中国一定要遵守“百慕大原则”，即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精神，所有合要求的数据都应该在24小时之内上网。
而我们需要在5分钟之内，汇报我们实验室的所有情况，包括面积、设计、多少设备、多少人、管理怎么样、机器跑一次可以生产多少数据、准确率等所有的数据，再加上我们已经递交给国际基因数据库的数据，来证明我们已经做了多少工作，还有一个非常详细的预算，根据我们现有机器的运行情况，确定完成任务要多少天。还有，根据这样的运行，可比的成本要多少，能不能保证这笔钱落实。我们都保证了。
记：美国人不放心中国人能完成这个任务，1999年11月还特意跑到中国来看实验室，有这回事吗？
杨：确有其事，这样大的事情交给中国，中国一直在人类基因组计划领域同国际上不和谐，总是搞一些自己有特色的东西，人家一下子不那么理解的，然后，中国又在这么短的时间，只有8个月，就要完成相当于德国、法国一半或三分之一的任务，他们有点不放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们只有把自己的工作做好，让他们看到事实来说服他们，我们欢迎他们来看，他们对我们进行了一次一次的“考察”，我们也确确实实遵照人类基因组计划的精神，把数据一批一批上网，随着时间的推移，双方已经建立了了解和信任。
我们在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对所有问题的发言权，大家是绝对平等的，我几乎对每一个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有的被大家接受，有的没有被大家接受，这也是很自然的，比如6月26日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的通稿，我们也提出很多修改意见，有的被接受，有的没有。
记：美国人“考察”之后有什么表示？
杨：中国一定会做得很好。他们很高兴，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的院长当场给我们年轻的工作人员签署荣誉证书，写着“兹证明--生于--年--月--日，参与了在中国绘制人类基因组序列图”，这说明他对我们中国是很信任的。
记：您拿到项目之后工作陷入困境，仍于2000年4月提前完成任务，您遇到哪些困难，怎么解决的？
杨：就像每一个中国科学家碰到的困难一样，什么地方都有困难，首先是人，我们马上就要配齐人马，现在我们也一样，急需搞计算机的、学生物的人。
其次是钱，经费怎么落实，时间那么紧，我们四处求援，浙江省乐清市政府雪中送炭，我们的家乡父老送来一大笔资金，还有我们的员工、朋友，基本上把自己的积蓄都放进去了，当然我们跟他们讲是借款，不是捐款，但到现在还没还，而且还在进一步借钱。
还有设备问题、跟不上的试剂和别的供应问题。客观困难说不尽，现在反正也已经过去了。
记：6月26日宣布，人类基因组计划产生的序列由全人类共享，放弃了能带来丰厚回报的知识产权，那么，中国的参与对中国人有什么特别的好处？作为惟一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参与对人类基因组计划有什么特殊贡献？
杨：就算是应该共享，那完全是全世界所有的国家，特别是这6个国家的16个中心的科学家，经过长期的斗争，才争取到的。这次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公布，包括美国一个公司的许诺，都是人类基因组计划精神的胜利。
如果没有全世界人民支持的背景，那么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表态，所承受的压力会更大，因此，中国的参与，本身就是为人类基因组序列信息的共同分享，作出了很大贡献，因为中国的参与，就意味着中国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精神的支持。中国是6个成员国中惟一的发展中国家，后来就带来了一系列的国际社会对人类基因组计划精神的支持，中国做出了只有中国才能作出的贡献，这是16个中心的同事一致赞扬的，特地为此给我们鼓掌。
记：中科院遗传所人类基因组中心和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是不是一个实体、两块牌子？
杨：一点不错。而且都是科学院遗传所的，华大的成立也是体制上创新的一个尝试，我们如果用旧的体制，整个遗传所都来做这个事情，也确实做不了，而且时间也太紧迫了。
记：华大中心是私营企业吗？
杨：是，注册的是民营、高科技、非营利企业。
记：有人认为，只有私营企业的机制才能争取到，并完成这样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您怎么看？
杨：不是这样讲的。我们国家正面临改革、创新，重要的一点是体制创新，我们现有体制的弊病大家都看到了，要完成这个任务，这是使命对我们的要求，我们体制上一定要进行新的摸索，到底哪种方式最好，现在我们正在认真考虑，科学院的有关领导，包括我们的院长也在认真的考虑。
记：为了完成1%，你们在体制上有哪些创新？
杨：让有能力干这件事的人，让他们力气有地方使，完全给他们独立实施的权力，因为目的非常明确，这件事怎么能干成，就怎么干，这个方面都大开绿灯，都不要考虑原来的规章制度那些问题。比如进行测序工作的研究生，本来要上课的，科学院给予最大限度灵活的支持，研究生这一年暂时不要上课，明年再上，这样小的事情在中国以前来看都是不可能的。科学院做了很大努力。
记：您在争取项目时提的预算是多少钱？
杨：只包括机器和测序的试剂，我们的预算差不多300万美元。
记：完成工作框架图一共需要多少钱？资金缺口有多大？
杨：如果按国际标准，至少需要3000万美元，不管按哪一个标准，我们花钱是最少的。
记：你们想方设法筹到多少款？
杨：我们借了460多万元，其中最多的一个人借给我们20万元，我和大家一样，基本上把自己的积蓄搭进去了，到现在为止，我们中心5个主任基本上都没有拿工资。特别要感谢我们年轻的员工，和他(她)们的父母，年轻人都是向家长借钱，很多父母打电话来，现在中国哪有一个单位向职工借钱的？他(她)们听了这样的解释之后，都很支持子女。
记：是什么精神力量鼓舞您在经费不足情况下，漂亮地完成任务？
杨：我从前给学生讲人体解剖学，哪一个器官、组织不是以外国人命名的？现在，人类很快要有自己的一张基因图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以人命名的，但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研究中心、一个国家。我们给学生讲基因图计划如何重要，学生问中国为什么不做啊，我们只能说中国怎么穷、吹牛中国科学家怎么能干，体制上也有一些问题……所以不能参加，反正中国人的名字就没有了，你说中国科学家丢脸不丢脸？(本报记者/寿蓓蓓摄影/方迎忠)
(根据采访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
背景资料：
杨焕明简介
杨焕明--1952年生于浙江。1978年毕业于杭州大学生命科学院；1988年于丹麦哥本哈根大学医学所获博士学位；1992年成为美国波士顿哈佛医学院博士后。在成为中科院遗传所人类基因组中心主任、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中国协调人之前是中国医学科学院和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医学遗传学教授，博导。为争取和主持完成中国参与人类基因组1%序列的测定立下汗马功劳。(2000.0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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